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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视域下的流浪儿童救助转向研究  

2015-03-14 17:13:28|  分类: 理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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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1,彭华民2

 

1.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0038;

2.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纵观近30年流浪儿童救助发展历程,基本遵循着“问题视角”的工作理念与思路,救助服务的焦点集中在儿童流浪所产生的个体与社会问题与风险,其救助目标定位是以儿童流浪风险控制与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国家为本和机构为本定位。本文在对优势视角与问题视角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优势视角的核心要素抗逆力理论引入,试图在这种全新的理论视角下构建新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积极引导现有救助模式转向关注流浪儿童优势与资源,以流浪儿童能力提升与生命成长为导向的“儿童为本”的救助目标定位。

[关 键 字]问题视角;优势视角;抗逆力;流浪儿童

 

    一、问题提出

我国流浪儿童救助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分界点,经历了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背景下的探索、发展与转向。纵观近30年的理论研究与救助实践,最为显著的成果是在救助制度转换的过程中,推动了流浪儿童救助由“控制与矫治”转向“保护与服务”的理念、政策与模式的过渡与发展。但由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这一社会政策改革是由特定的社会事件直接推动的,因而这种社会政策转型具有突然性和断裂性,这也意味着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遗留性问题。其中,最为凸显的现实性问题就是,原有收容遣送人才队伍并未伴随救助制度改革而迅速转型,他们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下的工作理念、方法与能力难以适应“社会救助”制度下的现实工作需要。虽然,新的社会救助制度已实施近10年,但这些遗留的制度性与历史性的问题仍然产生着阻滞性影响,不利于流浪儿童救助的创新与发展。从学术研究文献和各地救助实践来看,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依然是采用“问题视角”理论逻辑,重在治理儿童流浪,矫治偏差行为,其本质上依然是“控制性”救助,旨在控制儿童流浪产生的诸如影响城市环境,社会文明形象,产生的吸毒、卖淫、偷盗、抢劫反社会性行为等问题,同时也意在防止儿童因流浪遭受被拐卖、被控制、被残害等可能的伤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儿童福利发展,儿童的“主体性”与“参与性”价值与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而,这需要我们反思近30年的流浪儿童救助实践与理论研究,审视现行救助制度的理论视角和目标定位。基于这种研究目标,引入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理论,并依据其理论内核“抗逆力”理论,试图重构新型流浪儿童救助理念与方法,以期促进流浪儿童救助真正转向“儿童为中心”的救助目标定位。

二、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理论比较分析

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作为社会工作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中西文化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应用偏好。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价值导向下,关注服务对象优势与资源的优势视角理论应用比较广泛,而在我国集体主义社会价值导向下,关注服务对象问题与困境的问题视角理论应用相对更广泛一些。当然,“问题视角”在我国的广泛运用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一方面,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农业经济基础上,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为生产目标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人们养成了“个人承担”的责任机制,国民在遭遇困境和问题时往往归因于个人与家庭,并主要依靠个人及其家庭来应对困境与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在20世纪经历了“革命”与“战争”,“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历史波澜,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的病态中,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然而改革所触及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阶层的深刻变迁,引起了各种改革性问题。致使“问题域”主导着我国政治与社会的话语体系。因而,“问题视角”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发展脉络和应用领域,当其作为社会工作的一种专业理论进入我国后,迅速成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重要理论支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系列加快社会工作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的举措就是明证。加快社会工作发展,从社会建设视角而言,就是国家加强社会治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秩序维护的关键举措,意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两者有着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在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服务中将具有何种功能?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问题视角Charles Rapp和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社会工作者在各类社会若是群体服务中的困境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他们在服务过程所遭遇的困境与问题是因他们普遍采用了“缺点视角”,也即现在所用的“问题视角”。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者运用“问题视角”理论服务时候会出现明显的几个问题,其中,助人关系极易受到科层制度和行政程序的干扰与限制,服务对象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和降低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服务目标过于注重投入和产出,较少考虑服务对象自身的成长与改变;服务对象数量庞大且流动频繁,社会工作服务缺乏系统性与深入性;服务机构相互分立或多为浅层次合作,服务输送网络难保持畅通和连续[[1]]。针对这些实务问题,后来逐渐发展出“优势视角”理论,以优化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与质量。问题视角理论有三个基本理论假设,分别是服务对象问题的产生式由其缺乏某种能力而引起的;问题的本质需要专业人员诊断和评估确定;问题处遇的目标是帮助服务对象弥补不足和缺陷。W. Kisthardt等人在深入研究问题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优势视角的理论假设,即:社会中的个人都具有天赋、能力、希望等优势和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地关注和激发个人已具有的这种人格品质和能力等,他就可以提升应对困境的能力并实现继续成长。D.Saleebey后来将优势视角的理论假设发展为,每个个体、群体、家庭、社区都具有能力和资源;创伤、受压迫、受虐待、患病既是一种伤害,但同时也是改变和成长的资源;每个个人、群体、家庭和社区都需要真诚和积极对待,他们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每种环境都充满着资源;帮助服务对象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合作与参与;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是建立平等合作的专业关系[[2]]。两种理论视角的所遵循理论假设和工作原则,在实际服务中构建出不同的服务目标、服务方式与服务效果(参见表1)。

1:两种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服务比较

类别

问题视角

优势视角

理论基础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功能学派

系统理论,人本主义理论

理论假设

问题源于服务对象的能力缺陷

激发个体的优势与资源能促进成长

关注的焦点

服务对象的缺陷与不足

服务对象的能力,优势与资源

工作者角色

诊断者,治疗者

合作者,伙伴

专业关系

不对等受动关系

平等互动关系

服务效应

给服务对象贴标签,强化其问题与缺陷

导入关爱与支持,激发服务对象能力与优势

从上图所构建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看,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区别。两者在联系在于其都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理论视角,其目标在于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发挥潜能,恢复社会功能。两者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促进性。首先,在理论基础上,问题视角采用精神分析,功能学派,行为主义等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关注的是服务对象的功能失调和缺陷,其工作目标是围绕问题分析,问题诊断,问题解决展开的,注重服务对象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而优势视角采用系统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为理论依据,关注服务对象的价值、能力,树立“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注重依据“人在情境中”理论框架下寻找、发现和激发服务对象内在和外在环境的资源与优势。其次,在理论假设上,问题视角将问题归因于服务对象自身,认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其能力的匮乏与功能的缺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帮助服务对象提升各种应对能力;而优势视角认为人是有优势与资源的,其天赋、秉性、能力就是优势表现所在,只要激发服务对象的资源、品格和能力就可以促进其成长。再次,在关注的焦点,工作者角色与专业关系方面,两者也有着较大的差别。问题视角的关注焦点是服务对象的问题及其缺陷,旨在弥补存在的缺陷和缺失的能力,工作者往往充任权威专家对服务对象及其问题进行专业的诊断与评估,这种理论视角下的专业关系是不对等的,以工作者为中心和主导,服务对象必须依据程序接受工作者的治疗与服务。而优势视角关注的焦点是服务对象及其所处环境的资源与优势,重在帮助服务对象了解、认识和利用这种资源和优势,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倾向于建立一个基于沟通、合作与参与基础上的互动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最后,在服务效应上,问题视角倾向于对服务对象贴表现,容易造成工作者或社会对服务对象的排斥与歧视,而一味的关注服务对象的问题与缺陷,极易导致服务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降低存在感和效能感。而优势视角注重为服务对象构建一种宽松、积极的融入环境,注重服务对象的权利觉醒和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工作者注重于服务对象在构建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共同发现、挖掘服务对象及其环境中的资源与优势,促进其能力发展和社会性成长。

在厘清这两种理论视角的基本关系之后,重新审视我国近30年的流浪儿童救助实践历程,不难看出,其基本理论依据和救助行动逻辑采用的是“问题视角”。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和救助实践,救助政策设计和救助服务提供中,基本都是将儿童流浪是因其个体或家庭陷入困境,而流浪儿童个体或其家庭缺乏克服困境的能力下致使儿童被迫流浪的。而儿童流浪既致使儿童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遭受疾病、饥饿、孤独、歧视等伤害,也致使家庭遭受情感缺失,家庭结构破裂,家庭希望消弱等伤害;既将致使社会因流浪儿童吸毒、抢劫、偷盗而降低安全感,又将致使流浪儿童进行童工劳动,乞讨,卖艺等活动而影响城市形象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从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的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全国每年存在100150万流浪儿童,他们基本上都是身体和智力健康的儿童,如果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将可能成为国家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基础力量,如果他们因为流浪而中断接受教育和技能训练将来不仅不能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反而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并可能衍生更多的诸如失业、暴力、贫困等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基于这样的流浪儿童问题诊断逻辑,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儿童流浪实施了控制性救助。其基本做法,是将流入城市和异地的流浪儿童,由收容遣送机构强制性的遣送回原籍。2003年实施新的救助管理办法以后,流浪儿童问题得到政府的更进一步的重视。据统计,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由2006年的50家发展到2012年的261家,2004年至2012年救助流浪儿童人数达129.2万人次;救助站由2004年的997个增加到2012年的1770个,流浪人员救助数量由2004年的82万人次发展到2012年的276.6万人次[[3]]。这一救助能力的提升,来源于政府对儿童流浪所产生的可能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的重视和警醒,当然,儿童福利整体性发展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动力因素。在政策发展方面,自2006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后,标志着流浪儿童救助步入专门化、规范化与专业化发展的新轨道。2006年至2014年,国家出台有关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政策超过15个,这些政策基本构建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政策体系。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自2007年民政部试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后,全国各地救助机构陆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探索社会工作在流浪儿童救助中的应用。在审视和反思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历程时,既要肯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救助理念,救助政策,救助人才还是救助方式,救助模式和救助成效上,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也要理性的反思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其中不容忽视的根本性问题是,贯穿流浪儿童救助发展历程的始终是“问题视角”下的工作思路和实践行动逻辑(参见表2),尚未真正建立“儿童为本”的救助目标和救助模式。

2:问题视角下的流浪儿童救助

类别

表现

理论假设

儿童流浪是儿童自身及其家庭能力缺失或社会适应功能失调造成的,诸如疾病、贫困、离婚、家庭暴力、教育失当等是导致儿童流浪的主要因素。儿童流浪对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都将造成损害和潜在风险,必须加以预防和控制。

工作机制

构建以1770个救助站和261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组成的全国性救助网络,将流入地的流浪儿童及时通过救助网络按照“跨省护送”与“分级护送”相结合的机制将流浪儿童护送返乡;将街头流浪的儿童及时纳入救助系统中接受救助,防止儿童在流浪中受害和由流浪儿童产生的对他人与社会的伤害。

工作目标

消除儿童流浪现象,预防儿童重复流浪。在具体的救助实践中,各地救助机构采取“快进快出”原则,以返乡为中心目标,而不是以儿童成长与发展为首要救助目标。

工作取向

以问题为取向,预设儿童在恶劣社会环境中受寒受冻受饥饿及其被控制从事非法活动,存在行为偏差和各种心理问题。救助工作者需要向流浪儿童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救助,同时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和技能训练等服务,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实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回归。

工作关系

流浪儿童与救助工作者及救助机构为非平等关系,流浪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救助,并由救助机构具体安排救助生活和救助服务内容以及返乡方式和时间,他们缺乏参与性与主体性。救助工作者为强势身份,他们支配流浪儿童接受救助过程的具体事项。如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流浪儿童不允许自行放弃救助和私自离开救助机构。

工作理念

在救助实践中,多数救助工作者习惯给流浪儿童贴标签,他们一般认为流浪儿童是社会的负担,对社会会产生危害,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和“监狱的后备军”。多数救助工作者对流浪儿童有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如很少与流浪儿童直接对话和共同活动与游戏,在护送流浪儿童返乡过程中将流浪儿童“控制”在特定的座位或空间里,严格防控他们的行动和交流。

救助方法

救助机构对流浪儿童实施严格的管控,防止其打架,自伤,逃跑等问题发生;多数救助机构采用封闭式救助环境,流浪儿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根据救助工作人员的要求进行休息与娱乐;多数助机构的工作重心在于询查流浪儿童的户籍和身份信息和护送返乡工作上;流浪儿童一般由救助机构送返或接回,或有亲属接回,因接送交接程序只限于接送表盖章签字,流浪儿童的流浪与救助信息无法共享。

救助成效

少部分临时限于困境的又有回家意愿的流浪儿童能够获得现有救助模式的积极支持;多数流浪儿童对强制性的救助和护送返乡,以及救助机构的封闭式救助环境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和行为,诸如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恶意破坏救助服务设施,逃跑以及自伤性的威胁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少流浪儿童因其目标是外出打工,或因无意愿返乡而出现重复或反复流浪。

 

笔者基于自身近7年的流浪儿童救助实践经验,以及对现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现行问题视角下的流浪儿童救助的方式、特点和成效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现有救助是将儿童流浪视为一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进行治理,其目标层次有三,一是防止儿童因流浪而受到各种伤害;二是防止流浪儿童犯罪而增加社会风险;三是履行政府救济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责任。这种救助模式虽然出发点是救助和保护流浪儿童,但因其本质上仍是控制为本的政府本位行为,在实际运作中,救助机构很难基于儿童的利益与权利提供人性化与个性化的救助服务,而是基于在控制最小法律与行政风险的前提下完成行政性的救助任务。因而,在救助实践中,诸多的救助政策条款难以具体化为救助服务,诸多的先进救助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难以有效使用和实施。这种模式的行动逻辑十分简单,即通过行政力量(公安、城管、民政)将街头流浪儿童强制救助在流入地救助机构,流入地救助机构进行护送返乡或就地福利性安置,实现儿童流浪街头现象的消除。其焦点是在控制和治理儿童“流浪”这一问题上,而忽略了流浪儿童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也忽略了流浪儿童的需求回应和优势发掘。

三、抗逆力理论的引入

抗逆力理论是优势视角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在西方广泛应用于精神分裂症、孤独症患者服务和青少年服务中。笔者在2014410日通过中国知网以“抗逆力”为主题检索,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只有174篇,其中最早的两篇文献是2005年发表的,主要研究公务员抗逆力。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抗逆力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与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显示出广阔的学术研究与实务应用空间和前景。当前抗逆力理论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农民工和儿童服务中得到应用和研究,但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尚且处于空白,这也意味着将抗逆力理论引入流浪儿童救助的理论研究和救助实践中,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逆力,又可解释为心理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西方关于抗逆力的研究已经有40多年,但其定义仍处于争论中。学术界一般将抗逆力的定义界定几种类型,其中,一类将抗逆力视为一种品质,具有该品质的人在遭遇困境和压力时不会发生物质滥用,犯罪等问题;另一类将抗逆力视为一种结果,指遭遇压力和困境的个体能够适应环境和保护因素改变;还有一类将抗逆力视为过程,是指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相互博弈促使抗逆力产生的过程[[4]]。抗逆力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这里的危险因素不是临床的、生物学以上的个体的功能缺陷与不足,而是不利于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因素,诸如社会歧视,劣势社会竞争,经济贫困,物质匮乏,疾病等都可视为危险因素。而危险因素在流浪儿童身上主要体现在社会歧视和排斥,流浪社会环境恶劣,经常遭受饥饿与疾病,人际交往困难与孤独等都可以视为其抗逆力产生的危险因素。而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就是与危险因素相对应的,能够有效抑制和化解保护因素的不利影响,保护个体自身优秀的品格、能力和意志,以及来自家庭、群体、社区、组织方面的支持性因素和优势与资源都属于保护因素。流浪儿童抗逆力生成所需的保护因素可以是流浪儿童在流浪过程中习得的坚强勇敢的品性和应对恶劣社会环境的能力,也可以是来自救助机构的救助与保护,家庭与社区的接纳和支持,社会成员的同情、关心与帮助等等。彭华民在其主持的一项有关流浪儿童抗逆力培养的社会工作项目实践和研究中,将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生成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分解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四个层次,个体因素方面注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效能感和归属感;家庭因素方面注重流动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等;社区因素方面注重社区参与,社区支持;学校因素方面注重学习能力,同辈交往,师生关系和学校活动参与[[5]]。同属特殊儿童类型,流浪儿童的抗逆力生成所需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来源也与流动儿童有许多相关性。因而,在探究流浪儿童抗逆力养成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流浪儿童个体因素、机构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区因素等,从中准确把握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有效促进流浪儿童抗逆力的提升。

四、抗逆力视域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转向

抗逆力理论作为优势视角的理论内核,对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对于流浪儿童救助模式转向的意义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救助理念上促进由“对边缘底层群体问题的控制与防范”转向对“特殊(困境)儿童群体权益的维护与实现“;二是救助工作目标定位是促使“管理为本”和“机构为中心”转向“服务为本”和“儿童为中心”;三是救助主体由民政等部门为主力的单一政府救助力量转变为政府、市场、民间组织与社区及家庭组成的多元救助主体力量;四是救助焦点由专注流浪儿童的问题与不足转向专注流浪儿童问题背后的资源与优势;五是救助方法由流浪儿童缺失功能修复转向流浪儿童优势与资源激发;六是救助服务关系由救助机构与流浪儿童之间的不对等的受动关系转向两者之间的平等合作互动关系。抗逆力理论作为优势视角理论的核心要求,其在具体服务中的目标就在于寻找、发现和激发服务对象的优势与资源。在抗逆力视域下的流浪儿童救助,必须关注流浪儿童抗逆力生成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积极创造促进抗逆力生成的环境和条件,促进流浪儿童积极提升运用保护因素来克服危险因素影响的能力,努力适应困境并不断成长。在长期的抗逆力服务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人们发展出了一种抗逆力轮技术。该技术将提升抗逆力的条件分为6个要素(参见图1)。

1:抗逆力轮[[6]]

将抗逆力轮技术为流浪儿童救助新模式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笔者结合抗逆力技术的实践框架,以及前文对问题视角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分析和救助实践经验等多重因素的借鉴与反思,提出抗逆力轮技术实践框架下的新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参见表3)。

3:抗逆力视域下的新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构建框架

序号

抗逆力生成要素

新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构建框架与内容

1

增加亲社会连结

鼓励和促进流浪儿童突破边缘生活空间和亚文化群体圈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加强城市社会中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积极改善自身遭受社会隔离与社会歧视的困境。如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促进流浪儿童主动与父母,亲友,同学朋友,老师以及救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其他同期受助儿童的接触、沟通、交流、理解和认识,还应促进他们主动与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社区以及相关社会成员的接触与交流。通过增强流浪儿童亲社会的自身能力的激发和外部环境优势的构建,克服和减低社会排斥与社会隔阂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2

建立清晰稳定的边界

促进流浪儿童认识和理解在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等各个社会空间中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责任,激励他们养成家庭与社会责任感,提升法律意识,正确认识责任与权利的边界,以及形成诸如流浪、偷盗、赌博、吸烟、酗酒等社会越轨行为可能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积极运用自身拥有或外部环境赋予的权利和身份寻求保护因素作用的发挥,如遇见问题时主动与父母、老师、救助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管理者沟通与对话,争取正当权益和通过正常轨道解决自身的困境与问题。

3

教授生活技能

救助机构、民间组织、家庭、学校以及社区为流浪儿童提供基本生活技能,人际交往,自我管理,资源整合,信息搜集与决策等知识与技能的教授,并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技能,实现家庭与社会中的独立与生存,为实现就业和社会参与积累知识和技能。各救助主体应该充分挖掘流浪儿童群体多为身体和智力健康的儿童这一优势,充分整合各种资源,促进流浪儿童与这些资源之间的有效链接和整合,实现其生存与社会回归能力与优势的提升。

4

提供关怀与支持

国家加强支持性与保护性政策的完善与实施,引导全社会关注、关心和关爱流浪儿童群体,营造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救助机构等具体救助机构与组织积极构建常态性和紧急性救助服务体系,为流浪儿童提供寻求支持和救助的网络和服务。救助工作人员在搜寻、接收、救助、护送和回访各个环节中,应该采用“接纳、尊重、同理“等理念对流浪儿童表达关注与温暖,消除歧视性或控制性的行政化救助工作方式与理念。家庭、社区和学校应该对流浪儿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支持,积极回应他们的想法,诉求。在具体的救助服务中,救助工作者和救助机构要逐渐探索与流浪儿童建立平等与互动关系,提供真正的尊重与人性化服务,促进流浪儿童在温暖与支持的环境中发现和激发自身与环境的优势与资源。

5

建立和表达高期望

各救助主体需要破除将流浪儿童视为“无用的“,”社会渣滓“,”坏孩子“,”“无希望的”等无能群体的刻板印象和传统救助行动逻辑,而应该构建“每个人都是有价值和优势”的工作理念。激发流浪儿童内在的成就动机,鼓励他们积极应对自我和环境挑战,并对他们成长与发展的理想与信念抱持较高的信心、期望。如家长向进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或正在工作的流浪儿童,以及重返校园的流浪儿童寄予并表达较高的期望,将有利于儿童抱持积极乐观的状态,激发其内在抗压能量和发展潜能。

6

提供机会和参与

各救助主体应充分考量“人在情境中”理论价值,充分认识流浪儿童及其所在的各种环境中都充满着资源和优势,帮助流浪儿童认识和链接各种资源,挖掘其内在与外在环境中的优势,鼓励其积极争取各种机会并不断尝试和锻炼,将有助于流浪儿童成长。救助机构需要反思现有的封闭式救助环境和被动式救助机制,逐步探索开放式和参与式的救助机制,在救助接待,机构救助服务,护送返乡等各个环境重视流浪儿童参与的价值与作用,并尊重他们的主体意愿和决策。家庭应该构建民主对话机制,促进亲子等家庭关系的协调与良性运行,促进流浪儿童参与家庭事务决策,鼓励流浪儿童积极地去实现学习、就业以及其他人生目标并提供充足的机会和条件。

 

 

 


参考文献



[1]宋丽玉、施教裕.优势观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6-118.

[2]童敏.从问题视角到问题解决视角——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再审视[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2.

[3]冯元.流浪儿童福利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力因素[J].重庆社会科学,2013,12:36.

[4]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 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12,3):68.

[5]彭华民,刘玉兰.抗逆力:一项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J].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2,3):67.

[6]田国秀.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挖掘学生抗逆力的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模式浅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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