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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责任的学术: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2015-05-13 22:30:05|  分类: 理论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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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答“费孝通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

 

邱泽奇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8

 

20154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77%;经济总量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先生一辈子为之努力的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伴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各种科研规划、学术发表的快速增长,却似乎陷入了内在迷茫:学术发表成了没有社会追求的目标;在国外学术刊物的发表甚至成了最高褒奖;适应国外学术界的问题也成为了提高学术地位的捷径;与此同时,一些人(尤其是外国学者)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依然处于引进消化阶段;中国学术前辈的研究精神渐被淡忘。

 

  在此背景下,有人居高临下地直问,“费孝通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特别是“费孝通晚年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

 

  思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费孝通晚年的核心社会关怀

 

  如果把先生仅仅放在学者的小圈子里,我理解提问者的意思,是指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他构建过什么模型?提出过什么理论或命题?但是,若把先生放在中国社会、放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先生之于学术的贡献,远不是理论、命题、模型那么简单。

 

  要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晚年的学术贡献,首先要理解,每个国家的每个时期,学者的学术活动都有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痛点。

 

  事实上,我从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和背景可以深切体会到,在经历了 “文革”之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发展”。思考“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便成为了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核心社会关怀。

 

  为了发展,政府运用“送出去、请进来”的策略,把中国需要的科技与教育人才请进来;同时,把优秀的人才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科研机构去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到祖国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向外派遣留学生,费先生也是公派留学生。1935年他通过清华大学的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被选送赴英国留学。

 

  1938年,先生完成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史上里程碑式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那时,国内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有一年多,先生可以留在国外,可他没有犹豫,回到祖国,回到了没有校园的大学,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执教,并创办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工作站:魁阁。

 

  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学术永远没有离开社会的追求。先生和许许多多的学者把中国的发展作为科技与教育的目的、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就像先生自己说的那样,“志在富民”,直接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

 

用社会责任感把学术活动融入社会发展之中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学者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三个境界,一个境界为“技”、一个境界为“德”、一个境界为“道”。对有现代科学训练的人而言,“技”的境界相对容易达到,达到“德”的境界难于“技”,而“道”则是更高境界。

 

  “技”在于提供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相当于一个学科的“砖瓦”构件。就社会学而言,学者的贡献在于为人们理解社会提供视角、方法、技术,有贡献的学者,是学科发展的砖瓦制作匠。在这个层次,从先生早年转向本土研究的“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到晚年的社会科学“类型比较”、“适宜发展”等,不仅有贡献,而且是基础性的贡献。只是先生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追求仅仅定位在这一境界。

 

  “德”则在于提供学术在学术界的责任范畴,把“技”的意义,推广到学科建设之外。就社会学而言,学者的贡献不仅要建构理论、方法,也要为其他人群提供可兹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先生一辈子,经历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战争环境下,和同行一起,不仅守住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更让这些学科的成果变成了有志之士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他晚年的《行行重行行》突破了《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的学院气息,把学术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学术活动的一部分,为中国谋求发展而做稻粱谋。

 

  “道”则更在于把学术活动变成学者的社会责任。学术,不仅在于用“技”为学术群体谋理论、工具、发展,也不仅在于用“德”让学术活动产生学科溢出效应,为其他社会领域发展作贡献,更在于用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把学术活动融入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中,为人类社会作贡献。

 

  如果当初先生在战火中回国是为了中国的民族存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社会代言、在70岁以后仍坚持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为的则是一份学者的社会责任,是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学者的社会责任,让学术履行社会责任。这应该就是学者学术活动的“道”吧。

 

  先生一辈子的学术努力让我们看到,他融入其中的学术活动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在一起。学术活动如果不承担学者的社会责任,就远离了“道”;学术活动如果不解决学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远离了“德”;学术活动如果不解决本分和自律问题,就远离了“技”;学术必须与学者生活的社会、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如果说经济发展通过引进技术、装备可以实现,那么,当代中国的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学习、引进“技”的部分是必须的,可要达到“德”、“道”的境界,则需要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基础,需要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更需要面对国家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中,学者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也让学术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只是满足于构建模型、命题、理论,用“道”鞭策自己,用“德”约束自己,用“技”激励自己,让“技”为“德”,“德”为“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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