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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  

2015-07-27 17:57:03|  分类: 公益慈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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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永锋 来源 作者博客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
1986年,那又是一个春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998年,还是一个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
但2015年的这个春天,似乎有些反常,公安部编制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开始启动了预审,5月份,正式提交给了社会大众讨论,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社会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法案,一旦通过,势必造成多伤共损的局面。对中国本土民间组织,对境外涌动的“公益外资”,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都会起到难以估量的损毁作用。
鄙人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对这个法案的具体的讨论。现在,同样反常的盛夏来临,略微赢得了一点时间,决定在这里,写下个人的愚见。
(小题)“政府”之外的组织,都是“非政府组织”
好几年前,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先生刚刚退休之际,他遇见我,就友好在而调侃地叮嘱说:“要记住,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
我至今没来得及回应他。因为我本来就无比同意他这句话。现在此话借他尊口说出来,更是让人无比兴奋。有时候,一个高档官员的判见,总是比草根的呐喊,要来得易传送一些。
但杜少中先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作判断的呢?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苦思了几年之后,觉得,大体只能从以下这些理由来作推测。
政府再全能,也有疏漏之处。中国古代,说社会,似乎一直是统治者的社会。以至于大家沿习至今,没有了政府,或者忽略了政府,大家就有一种饭都不敢吃,觉都不敢睡的习惯。其实,政府一直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再强大,再丰满,也只是“社会分类学”的某一个“种”而已,生物的分类,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在“种”之上的科、目、纲、门、界,其实还复杂多元得很。有时候只是这个“种”的架式太大,满世界无处不是它,于是就以为它是某个界,某个门,独霸了天下所有人的心思耳目。
可惜,社会分类学是门科学,科学就是无情和冷静的,比政府和宫庭还要残酷的。按照社会分类学来说,政治业,工商业,军事业,司法业,科学业,文学业,哲学业,史学业,数学业,等等三百六十行,三千六百业,甚至“无业之业”,都是个政府业是平齐的类别。而最近一百来年,中国才开始有勇气谈论的“公益业”,更是最近在全世界都有泛然勃兴之势。每一种类别业务,都有其强大繁盛期,也有其慢慢隐身衰退,成为社会机体之一分子的固化期。
政府业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社会默认期、通用期,其功用已经被社会生态系统基本锁定。如果描述起来说,就是,政府是按照社会共识所结晶出来的一些法律,进行依法从事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事业服务的诸多部门的集合体。确实,法律是可以窜改的,政府是可以随时组阁的。
确实,历史上的社会,都是先有了豪强才有了政府,有了政府才去修订服务这个政府的法律,编制政府“神权天授”的教材型传说。但时至今日,无论政府多么擅长诡辩和伪造,也无论政府掌握了多么强大的输送谎言的传播通道,一个事实终究无法掩盖:政府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动作行事。
而法律,其实并非社会共识的全部。而政府,更非法律的坚定执行者。因此,社会阳光下的诸多新鲜事,终究有极大量的一部分,无法为政府所感知。
由此,除了疏漏之外,政府又必然是滞后的和冷漠的。滞后,是指社会共识的形成总是比社会的潮流要延迟许久,甚至好几百年。而社会共识结晶为法律,法律又结晶为政府的执行力,行政的许可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更是滞后、缓冲、消解不知道多少年。有些明明对得可以马上做的,坚决没有人去做;有些明显是错的,迟迟无法认错和纠错;有些明明是需要赶紧入法以施行的,却久久不愿意互相妥协以追逐社会公正之风。
滞后的必然就是冷漠的。法律里写着要执行的,都可以推脱躲闪,法律里只要稍许写得模糊含混的,就肯定坚决不肯热心执行。而政府官员一旦发现法律里的那些鲜明而让人疼痛的空白疏漏处,则内心中是狂喜不已,生怕有朝一日又入了法,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新的枷锁和麻烦。
政府的无能和难能之处,就是非政府其他类别的业务繁忙之处。政府不能经商时,商业就会大肆繁荣。政府不能管制军队时,军队就会成为社会公共议题的主宰。政府不管文学艺术时,文学和艺术就会大行其道,各种奇思妙想、奇文妙曲随时涌出。政府不参与公益时,公益的创新、公益的大发展,才可能真正的到来。
这个世界上所有和政府无关的,都是“非政府”的。商业军事本来是非政府的,至今也应当仍旧是非政府的。文学科学本来是非政府的,至今也仍旧应当是非政府的,一政府化,必然死亡。政府可以默默地、静静地,支持商业支持军事支持文学支持科学,但就是不能管制和监控。同样,公益也不是政府的,一经政府手,公益必然死。中国公益冰封几千年,原因也多半在于此。中国公益有活力几千年,都是活跃在政府失灵之处。
由此,非政府不可能反政府,因为,非政府的所有类别,本来就和政府无关。既然无关,有何反与不反?巨大的社会生态里,政府只是一个小小的群落,其他的诸多群落,也都生机勃勃。几个群落之间,在可合作处,当然可以任性合作。但更多的时候,是双方各行其事,各尽其职而已。
哪一个政府,能生产一部小说?哪一个政府,能阻挡一部小说的产生,又能阻挡一个科学发明的闪现呢?
(小题)中国需要更多的“公益外资”
政府需要做的是,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把文学的还给文学,把公益的还给公益。
不还也没关系,因为,互联网已经开始自动替政府偿还了。先政府多步,快政府多时,总是在政府和公众的意料之外。
互联网可能是最无情的公益力量。它正在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它更加让人充分意识到,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个“给电的动作”,静静地悬浮在太空中,你就很可能毕生等于不存在。你不撞击别人,就不会被人撞击;你不被人消费,你也不会成为“消费者”。
当世界几十亿人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原先的那些庞大的中心体,就可能已经悄然地瓦解。政治、军事、商业、大学、寺庙,世界上曾经的那些吸引群体朝圣和跪拜之地,都可以慢慢地释放为一个个体的中心给养的来源。
当每个人都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社会上原先所有的管理系统,都可能由此成为此人安身立命的支持系统。一切都在为每个个体的繁荣而服务。你饿了,宅在家里可以有人送来吃的。你困了,附近的旅馆马上为你打开大门。你没钱了,打开手机就可以开始营业,获得相应的打赏和收益。你想发表什么,这边刚刚写完,那边已经传遍世界。你想把自己打扮得有多新潮,你就可以对旧秩序有多么大的瞬间摧毁力。
在这样的时代,谁也挡不住公益全球化之路。 公益既然要全球化,所有阻挡全球化的旧规章和新制度,不管此前建在多么险要之处,都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成为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们的旅游观光和评头论足之理由。
于是,公益就必然要与全球的经验、资本、人才、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彻底互通。这边本土的公益在放肆地发展,那边全球的各种浪潮和技能不停地互动和共振,于是公益的繁荣速度,在互联网的刺激下,在全民创新的刺激下,就会很容易在极短的时候内,获得极盛大的浮世绘。
公益的全球化,和三十多年前简单的“吸引外资”的线性进阶可能已经不同。互联网带来了无限的混沌和非线性的机遇。资金当然是重要的,但与资金同步呼啸而至的诸多鲜活经验,可能也是重要的。互相间的资助和被资助是重要的,但各个中心之心激情的碰撞和滋养,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当你的生命越强盛的时候,你对外来的营养越有消化力。当你生命越强盛的时代,对异端越有欣赏和化合的能力。
中国当前的本土公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学识、勇气和智慧,在此之时,打开所有的大门,欢迎所有的公益外部资源自由进入,可能是中国这片公益之海,在高铁和磁悬浮的牵引下,可能由此走出死水一潭的最好时机。
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和公众同时涌向公益创新的全球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代,政府中心主义的有限性、局限性越来越清晰,个人中心主义的开放性、透明性、自主性、创造性越来越炽烈。以有限之政府,如何迎接无限之社会?以狭隘局限之政府,如何迎接宽广无边如佛法普渡般的全民自由表达之天网?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些设置障碍者,尽早搁下疑心,改变面相,放下自己,成全他人。由敌意而走向赞赏,由怀疑而转向信任,由担忧而转向欣喜,由抗拒而走向顺从,由闭关锁国而走向门洞大开。打开所有的有形无形的障碍体,尽情吸纳世界所有的公益能量;鼓励世界各地的公益外资,自由流淌和交易。由此,公益创新之大业,才可能有所初成。
(小题)互联网带来快速“公益全民化”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汉朝之后,所有统治者或者说资源控制集团最意味深长的一个典故,经常用来提醒当权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对未知政治风险进行全力防范。把一切人都当成可能颠覆政权之人,把一切事都当成可能制造骚乱之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但全球互联网和全球的万众创新,把每个人都成为创业者,都成为自由思想者和自在行动者,都成为世界的无数中心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电子。由此,也就成了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成了公益主义者和温情主义者。电子很强大,电子也很渺小。电子很忘我,但电子也很无我。
听听菜市场嗡嗡的交易声,就知道,当所有人都在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对话的听众其实是最稀落的。看看地铁转换处那人挨人的惨状就可知道,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撞击的时候,他能撞击到的人,其实数量少得可怜。想想北京同仁医院的深夜排号者,就知道,当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有特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可能有特权。体味一下大城市拥堵的交通就知道,当所有的人声称自己最紧急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乎你的紧急。呼吸一下漫天的久久不散的雾霾就知道,在自然环境恶化面前,每个人都是元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每个人在公益方面的自由表达,带来的是,谁也不再可能成为世界的某个轴心。他最多能在极其局部处,抓起一些波澜;然后迅速地平伏下去,不留什么痕迹。他能拉到的最多的选票,已经远逊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客。每个人都可以登高一呼的时候,登高一呼就不再可能四方响应。
于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式,必将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革新”。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再可能出现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所有基础,至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互联网和万众创新正释放一些新的社会改良和群体重组的可能性。
中国可能会出现局部的一些公众与政府、公众与企业的博弈,但强大的国家暴力镇压力量会迅速将其消解于无形。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些基于手机平台上、在虚拟社会意淫式振荡,但这些振荡比飓风消逝得还快,比闪电还难以让“城市病患者”觉察,比打催泪瓦斯还有利于社会震荡能量的消散。
世界当然不会由此进入无政府的状态,更不会有人还有兴趣去“反政府”。只是就如前面所分析,政府、商业、军事、司法等怀疑与控制的力量,将越来越遵循公众的意志,成为社会服务之公器,而文学、科学、公益等爱与美的力量,将越来越成为公众生活之主流。这时候,政治家是由党派来推选上台,还是像娱乐明星那样让大家戏谑化投票,已经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公众对颠覆政府之类的行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大家更在意的,是如何释放自己。
大家更盼望的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取生活之美好。所栖息的环境是否天然无邪,所消费之物是否正当可信,所言说之事是否让自己兴奋同时让朋友们信赖。而每个人生命的诸多表演,可能在互联网上尽情地随波逐流,但已经不可能兴风作浪。
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项庄,每一个项庄都在舞剑。但此剑已经只是广场舞上的道具,只用于武术欣赏和表演,与花拳绣腿并无截然不同。舞剑者心中已经没有沛公,也根本不想去刺杀什么沛公。他们只想让自己高兴而已。自私地,公益地。
(20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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