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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论』公益领域不必逢洋必反  

2016-05-15 08:53:33|  分类: 公益慈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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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益论』公益领域不必逢洋必反 - 中国社工时报 - 中国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平台

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 笑蜀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公民组织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之复杂十分罕见,即便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发布,也没有丝毫缓解反而更加复杂化。四中全会之后生效的两部新法的冲突就印证了这一点。


一部是实施23年后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跟旧版比,新版对公权力的约束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更精确。比如第二条,将被诉对象由“具体行政行为”扩大至“行政行为”。比如针对立案难,增设第三条,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同时通过新增的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对立案程序做了更具体的规定,以保障立案公正。再如第十二条,明显扩大受案范围,将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保险的行政行为,统统纳入了受案范围。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版第二十八条。该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相比从前把共同诉讼当禁区,这无疑是重大突破。


这些都是进步。相形之下,刚刚发布的《反间谍法》则颇多倒退。两部新法的气质根本就大相径庭。


《反间谍法》一经发布,即遭坊间诟病。其总则强调“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属于典型的文革遗风,让人不能不怀疑是否新瓶装旧酒。该法第二十四条以“国家安全”为由,明令禁止非法持有国家秘密。但何为“国家秘密”并无具体界定,可以任意解释,颇有口袋罪之嫌。


《反间谍法》第三十八条对公民权利威胁更大。该条第一款、第三款所称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主体,境内外组织、机构皆明列其中,而非仅限间谍机关。第五款所列间谍行为:“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涵义亦极模糊。此两点如果组合使用,将是巨大的弹性空间,可以把任何公民、任何公民组织有罪化装入。任何驻中国的跨国NGO或使用境外资金的国内NGO,以及任何与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合作的专家学者、公益组织、维权组织,都将面临危机。


《反间谍法》第三十八条很大程度剑指NGO尤其涉外NGO,这不是臆测而有背景事实佐证。稍前出台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即公然规定,凡使用境外资金的NGO,皆在取缔之列。虽因各界舆论强烈抗议,该办法最终不得不废除取缔极刑,但仍规定凡属使用境外资金的NGO,均须报备。


同样基于对涉外NGO的敏感,郑州“亿人平”创始人常伯阳、北京“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相继遭当局抓捕。这两个机构都涉外即资金主要来自境外。不仅两位创始人被抓,机构本身现在也岌岌可危。这都是信号,预示当局可能对涉外NGO全面整肃。文革中有个政治标签叫“海外关系”,谁有亲属定居海外,都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全家被打入另册。今天的涉外NGO,正在遭遇同一困境。


涉外NGO何以敏感至此?通常的答案,是北非、中亚等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令当局草木皆兵。这当然有道理,但并非唯一答案。事实上,以当局强大的监控能力,任何涉外组织,不仅其全部资金来源,而且其全部交往、全部活动,当局莫不明察秋毫,很清楚它们皆属可控范围。颜色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弱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极弱,这一点北非、中亚皆然。中国绝非弱国家,恰恰相反,中国国家机器之武装到牙齿,对社会控制力之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颜色革命在中国因而最困难,并不构成即刻威胁。如果仅仅因为所谓颜色革命,当局犯不上如此紧张。


打压涉外NGO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涉外NGO推动的项目本身。无论是作为行动者的郑州“亿人平”,还是作为民间智库的北京“传知行”,都有一个共性,即他们推动的项目往往属于议题倡导型。而他们倡导的议题,则往往围绕人权与公民权利展开。譬如,“传知行”致力于出租车管制问题研究、公民税权研究、教育平权研究,郑州“亿人平”致力于残障平权。但凡涉及人权与公民权利的项目,在过去都属于政府管制范畴,都带有相当的敏感性。纵然民间不乏同情者支持者,但基于普遍的政治恐惧,他们大多不能不望而却步。相关项目也就很难在国内找到足够资源,即国内的公益市场对此几乎完全关闭。资源尤其资金就不能不主要来自境外。推动此类项目的NGO,不可避免都属于涉外 NGO。


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不是强调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么?新版《行政诉讼法》就凸显了这个取向。怎么同一时间推出的《反间谍法》倒反其道而行之呢?


这就需要追溯当局对人权和公民权利不同阶段的态度。迄今为止,可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全面抵触阶段。即权力本位,权力压倒一切,决不容权利挑战,一切权利只能来自权力的恩赐,服从权力的安排。即只允许所谓为民做主。具体地讲,2003年维权运动崛起之前,都属于这个阶段。在此阶段,无论是涉外NGO还是本土NGO,除非特许,皆不得触碰权利议题。


第二阶段,随着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维稳体制逐渐失灵,危机倒逼之下,不得不在法律文本内尝试对权利有所让步。这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标志。但尝试“放”的同时更有“收”。国内政治情势愈是复杂,对内放开的压力愈大,对外就愈是紧张,愈要过度防卫,直至不惜切断国内NGO跟境外的一切联系。正是这种矛盾心态,注定了新版《行政诉讼法》与《反间谍法》的南辕北辙。


这心态更极大地制约中国公民社会的走向。


如前所述,涉外NGO是权利倡导型NGO的主体;其盛衰必将影响权利倡导型NGO的盛衰。而权利倡导型NGO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灵魂。它的意义不在于一个一个项目的成败,而在于一个一个项目的运作过程。通过一个一个项目的具体运作,不仅可以让权利议题不断破题,不断汇入公共议程;更可以动员和扩大公民参与,推动公民训练。


此类权利倡导型NGO,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服务型NGO,它的使命不是给社会提供特定的专业性质的公共服务,而是以权利为杠杆组织社会,让本来无机的、无序的、一盘散沙的社会,逐步升级为有机的、有序的、有组织的社会。但如果涉外NGO被指为假想敌,遭举国体制重重打压,同时并没有足够的境内资源可资取代,则权利倡导型NGO一夜凋零,组织社会从何谈起?这显然会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重大损失。


就跟政权的关系讲,中国的民间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不同类型命运不同。第一类是政治反对组织,因当局严防死守,当下难有空间可言。第二类是社会服务型组织,没有政治目的,仅以专业服务特定领域,这是当下最受政府鼓励的,也符合社会期待,会有大量的本土资源包括企业资源和政府资源注入,一段时间内会空前繁荣。


第一类和第二类之外,即政治反对和去政治化的民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过渡地带,或者说中间地带、灰色地带,这地带便是第三类民间组织即权利倡导型NGO的土壤。因为体制对权利议题的高度敏感,本土资源对此投入不够,反而因祸得福,造就了该领域广泛的中外合作,大量国际资源涌入。但无论涌入的国际资源如何丰富,其主导者大多是本土的中国公民,议题也都从本土社会自身的需求中产生,成果也都服务于本土的社会治理。即主导权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纵然涉外,实质还是以我为主。


这即意味着,把涉外NGO等同于所谓“境外势力”,完全是误读,有违起码公正。若无限上纲,把涉外NGO夸大为所谓“敌对势力”,则更荒诞不经,更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传统的翻版。客观上只会适得其反,即只会是当局的自我妖魔化。


不得不承认,正如改革之初,国人对于现代经济并不熟悉,因而迫切需要对外开放;今天中国的社会重建,公民社会的发展,国人也不熟悉,也需要对外开放,也需要借助国际经验、国际资源包括国际资金。只要政府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监管能力,就不存在失控的问题,不存在无法承受的政治风险。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今天的全球化已经不可能限于经济一隅,必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权利意识的全球化。排外不是出路,闭关锁国不是出路,公益领域逢洋必反的义和团情结可以休矣。


如何顺势而为,为公民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更宽松更友善的制度环境,为中国的社会重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注入更大合力,这才是中国社会改革亟待突破的方向。而在经过漫长的停滞之后,现在该到破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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