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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宝:一场社会学年会折射了整个学术圈子的运营规则  

2017-05-09 19:10:47|  分类: 社会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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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小宝】

记得那年我才刚开始读博,有幸参加了社会学年会,各个分论坛加起来也有二十几个之多。然而,特邀发言的嘉宾们虽然大多是名声如雷贯耳,讲稿的内容可不一定都名副其实。我与几个同行的博士新生都能听得出来,不少“大佬”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在一线做研究了,经验质感明显不足,也就提不起多大的兴趣把所有的分论坛都跑一趟,于是早早离场,回寝室与师兄们煮火锅去了。
那次年会是老师参与承办的,结束不久后,我也在私下里请教过:这种并无多少营养的事情,难道只是为了把每年的会员费和老师自己的课题经费花掉而已吗?
得到的回答大意是:办会的内容并不重要,请来的人才重要。每年的各种基金、课题的评委都会在此时集中亮相,有需要提携后生的导师要趁这个机会带着弟子好好挨个拜会,否则两年内拿不到省部级基金的博士后就不能顺利出站、发不出A刊的青年讲师们无法晋升副教授。
哪怕教授们自己也不能例外:当年有“面上”和“重大”项目要申请的,也得跟学部委员和历年“高中”的同行们这些“当然评委”套套近乎,后面进京答辩的时候才能有更多的赢面。平时大家都是天南海北地在各个学校、机构里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年到头也就指望着在这一周不到的时间里办完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因此,分论坛多办几个也是应该的,这都是用来昭告“我来了”、“我上了”的窗口,办会的钱花得再多也值,都是为了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
总而言之,学会成了学术圈子的一次年度社交茶话会。当然,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事情并不尽于此:学术沙龙请来的讲座人,可能是某某课题结项的评审组成员之一;新从国外签约的客座教授,可能是为了把他的名字放进新项目的国外合作方名单里,等等等等。凡事皆有第二层意义,也就把事情本来的面目淡化得不是那么清晰了。这也并不仅仅是专属于社会学会的问题,也不是仅发生在人文社科领域,恐怕是当前国内很多学术圈子共通的现象和惯例。
不久之前,退休的北大郑也夫教授毛遂自荐,公开登报声明要参加2017年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竞选,新闻在社会学会之外一时间甚嚣尘上,但是圈内却仍旧是平静如故。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里说:郑先生是“预想能够唤醒一些麻木于理念宣讲的人们,可能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会激起一些风浪”,然而“一个月内未接一个同仁的电话,博客里自荐书下只有10个人回复”,中国社会学会也按部就班地更新着2017年年会信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读到这里,想到郑先生以前常常以“超脱体制”自况,而这次可能是他真的是超的太久也太远了,都已经忘记这套体系是依照着一种怎样的逻辑来运转的了。
举个不甚恰当的例子,对于很多新闻吸引而来的围观群众来说,他们可能满心期待着以为这将会是一出:“各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好戏,就等着学界的各个山头、大佬们,出来回应郑先生这个突然冒出来搅事的“旁门左道”,而郑先生自己则应该高擎“学术独立”这一杆大旗,与各怀鬼胎、利益纷杂的“当权派”唇枪舌剑一番。
如今,郑先生投下这颗石头之后,学术江湖里波澜不惊,群众与新闻界都是大失所望。然而,对于学会所代表的广大群体来说,保持沉默本身就是胜利:如今恰逢盛世随着国力蒸蒸日上、科研经费这块蛋糕也越做越大,既然无关生死存亡,正忙着分蛋糕的时候又何必管你外面的几声无关痛痒的杂音呢?日子久了,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临退休的、体制外的“刺头”不时地跳出来,把整个“学术共同体”批判一番,搞个大新闻。
只要学会内部能够上下一心,以不变应万变,任他雨打风吹,我自岿然不动,没有后续发酵的事件终将归于沉寂,然后会照开、酒照喝,直到下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刺头”出现,形成了一个轮回循环。固然并不光彩,可是既然大多数人并无利益损失,那么你凭什么要多说呢?反过来,愿意出头的这些人,大多数是已然不靠体制、而且是得不到体制好处的那一批早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异己分子”,他们的话早就是耳旁风了。
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一再按照理想主义的路线高喊着:要学术与行政、学术与政治分开;但我们必须正视学术与行政、政治已经是血肉交融的现实。改革学术圈,倘若政治权力不有所动作,指望垄断利益的学会自我改革,这是要等着上上下下的衮衮诸公同时良心发现?
当然,这里绝不是没有任何将郑先生的义举,视作是“退休前的一位与体制无甚瓜葛的老人在放空炮、甚至是沽名钓誉”的意思,恰恰相反,郑先生不仅一直是我与老师长期以来所敬重的一位“学界大牛”,郑先生所道出的字字均为现实,我们同门均深以为然。
也并不是说,这种批评只是毫无建树的空谈,据我所知,不仅仅是郑先生,包括同已跳出体制外的应星教授等等,批判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如今郑先生又再往前更进一步付诸行动了。而要论为什么某些机构和个人端着“雷打不动”一般毫无反应和不予理睬的态度,板子也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打到郑先生身上的。
“学术圈子的‘体制内’气氛搞得太差,该变、也迟早是要变的”,其实早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了。然而,正如电影《师父》中的那个武行江湖:在这个规矩严密的江湖,其二字潜移默化地决定着所有人的名誉与归宿,规矩构成了一切行为准则、才保证各门各派得以正常运转,在一片井然有序的规矩之下,人们各取所需;但也正是因为“规矩”的存在,才导致外表一片繁荣之下,内里早已人才凋零、摇摇欲坠。


故事里,年事渐高、行将隐退的宗师郑山傲作为头牌,冒着风险去坏规矩的原因,是看到白俄女人的舞步与拳理同妙,迟早功夫的秘密要被洋人破解,不教真的不行了;然而,整个学术圈子的几十万知识分子,跟着“西方中心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唯论文导向”等等“魔棒”起舞已经几十年了,“规矩”的深厚、“利益”的顽固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人谋事,先安己”,要想去干这种触动整个行业、得罪所有大佬、自断本人生路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掂量一下:自己的角色究竟是郑山傲呢、是陈识呢、是邹馆长呢、是林希文呢、还是耿良辰呢?
我想起当年从年会跑出来之后的那顿火锅。大师兄、二师兄都是经历过大场面的:当年在酒桌上,他们见证了卸任的老院长拉着新院长的手说,“某某学会常务理事的位置我是交给你了,这一块的学术内容也等着你领头去做,今后要把学院这些同志、尤其是年轻的老师们带好”。听完几个新生的牢骚,大师兄说:“一个知识分子改变不了什么的”,二师兄淡淡地接了一句:“一百个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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